其一，有权提出法律案的主体可以将实际起草工作委托给其他主体。

这将有助于改变事中审查工作碎片化的状态，在规范制定的全过程贯彻宪法的规则、原则与精神，从源头上降低规范违宪的概率，维护宪法秩序的统一。鉴于事中审查工作分散在多个国家权力系统中，在法律层面健全其规范依据是最为理想的办法，但考虑到我国的相关实践仍在探索阶段，还没有形成成熟稳定的做法，所以不宜操之过急，可以采取循序渐进的三步走策略。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在审议法律草案的实践中所采用的方法和比例原则在目标上、方法上、价值取向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备案审查室关于合宪性审查标准的解读也与比例原则相契合。如果有多方主体参与起草工作，应当尊重牵头机关对草案合宪性的判断。参照该原则凡有法规内容者，即由法律创造的核心内涵，监察领域凡涉及一般规范的内容都应当制定法律，监察法规的主要作用是执行法律规定。一类是综合性审查主体，包括规范的起草机构和部分审议机构，如政府相关业务部门或议会相关领域的专门委员会，主要负责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现实条件出发，审查规范能否实现预期目标。这里主要涉及军事法规和监察法规。

综上可以认为，审查对象、审查主体、审查标准和审查程序构成事中审查制度的主要内容，本文关于制度建构的讨论将主要围绕这四个方面展开。从域外实践来看，事中审查主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失信惩戒与受惩对象之间的关系。

(24)周海源：《失信联合惩戒的泛道德化倾向及其矫正——以法教义学为视角的分析》，《行政法学研究》2020年第3期。据此，不及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失信行为有三个要件：(1)主体是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大致上，目前有三个方案。前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规定，对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不得委托其承担政府采购项目。

但是，必须澄清的是，整体上、大致上不属于不当联结，并不意味着在具体事项上不构成不当联结。首先，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限制高消费惩戒牵连其子女就读私立学校，并非不值一辩，即株连并非就一无是处(26)。

至于哪些失信行为会导致联合惩戒，行为主体会因此被依法列入联合惩戒对象，显然是一个有着不确定答案的开放型问题。其用以阐明此要件的实例是，居民拖欠水电费信息虽然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成为商业银行或相关互联网平台认定金融或商业信用的依据，但直接与政府判定的个人信用相联结并不妥当。后一方案中的依法若非空洞意义，意味着地方综合立法只是给出惩戒工具箱，给其他更为具体的立法或其他规则制定提供备选的惩戒措施，那么，是否正当联结的问题，就需在更为具体的立法或其他规则语境中进行判断。至于多项多类行为列举式，风险就更大了。

必要原则似乎对此无能为力。例如，被列入社保黑名单的将在政府采购、交通出行、招投标、生产许可、资质审核、融资贷款、市场准入、税收优惠、评优评先等方面予以限制。例如，把乘坐飞机和G字头动车、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住宿、旅游度假等已经愈来愈多地成为普通人民生活之一部分的行动方式，都不分具体情境地一律归为高消费，并予以限制，超出了固定保全大额财产的本意，实际上转变成行动方便的限制，属于不当联结。(11)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

(3)在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中，限制享受相关便利措施。深圳对拒不拆除或者逾期不拆除违建的，予以限制出境和限制购买不动产、乘坐飞机、乘坐高等级列车和席次、旅游度假、入住星级以上宾馆等惩戒。

例如，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于2021年2月10日公开征求意见的《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三章列入情形分四条列举了20多种违法行为，并在第11条规定了针对被列入名单的当事人可以采取的管理措施，包括：(1)在审查登记注册、备案和行政许可、资质、资格时作为重要考量因素。(58)有论者还质疑国家经由社会信用体系介入干预社会规范的可行性。

四、失信与惩戒措施的联结方式 由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失信范畴不是单纯的道德意义上的没有诚信，也不是纯粹经济领域的欠债不还，故出于不同的治理目的和逻辑，将确定的行为类型与失信建立联结是信用惩戒制度建构的第一步。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的确是对司法执行构成无理阻挠的，这种结合是人民陪审员资格限制法规范目的所容许的，具有正当性。(51)又如，公安部颁布实施的《机动车登记规定》(2012年修正)(52)第49条将交通违法行为的处理设定为核发车辆检验合格标志的前提条件，两者对象不一致，违反行政法上的禁止不当联接原则(53)。同样，有些属于违反职业伦理性质的行为，如科研领域的各种造假或不当得利行为，若普遍而泛滥，影响整个科研的质量、水准和声誉，且传统上依托违规者所在单位个案纪律处置并不足以阻止其另谋高就或继续劣迹的，通过法律、法规或规章将其列入公共信用失信信息，诉诸联合惩戒，也并非毫无道理。(64)沈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法治之道》，《中国法学》2019年第5期。赵义德：《析论不当联结禁止原则》，城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台北：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222页。

(六)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以加强监管类措施为例，因其不直接减损失信者权益，故相应的法律约束较少。

只是，对其采取供入股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审批或备案，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独立基金销售机构审批时审慎性参考供设立认证机构审批时审慎性参考供金融机构融资授信时审慎性参考作为选择政府采购供应商、选聘评审专家的审慎性参考等措施，是很难从这些事项/领域的法规范目的中找到正当联结点的。(31)国务院于2020年7月5日发布的行政法规，2020年9月1日起实施。

第二，措施与目的之间的不当联结禁止。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风头正劲之时，我国的备案审查制度和司法审查制度都难以担纲对不计其数之社会信用规范是否违背禁止不当联结原则的审查重任，解释论意义上的分析工具的效用空间受到一定限制——当然，解释论意义上的规则也可用于引导未来立法和清理旧法。

(23)沈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法治之道》，《中国法学》2019年第5期。此外，制裁虽然都体现为减损权益，但也有直接以减损权益为目标的制裁和以减损权益为手段促进法定或约定义务履行目标的制裁。(二)编造研究过程，伪造、篡改研究数据、图表、结论、检测报告或用户使用报告。言外之意，国家目的应该体现在法规范之中。

(3)不得授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荣誉称号、表彰奖励。此类设定多见于专门的公共管理或服务领域的规范文本之中，且失信行为的基本构成要件也较为清晰。

(56)信息技术的利用可以克服距离的局限，但与此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治理合法性或正当性(legitimacy)的问题：政府是否可以利用信息技术提供的可能性，监督所有行为，并使其符合政府所希望的一切规范——法律的、纪律的、约定的、道德的、职业伦理的等？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过程中曾经出现一种倾向，即把违法、违纪、违约、违反道德和职业伦理的行为都纳入失信范畴。《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71)：督促有关企业和个人履行法定义务，对有履行能力但拒不履行的严重失信主体实施限制出境和限制购买不动产、乘坐飞机、乘坐高等级列车和席次、旅游度假、入住星级以上宾馆及其他高消费行为等措施。

三、失信的设定模式 信用惩戒的前提和基础是失信，故在信用惩戒领域建构禁止不当联结原则分析框架，需首先对失信是如何设定的有所了解。其中，第1款与前述单项行为概括式举例基本相同，第2款则授权有关部门规定具体情形。

(52)公安部令124号，2012年9月12日颁布实施。这一表述或类似表述可谓禁止不当联结原则核心意涵的同义反复，并无更具实质意义的内容。(2)惩戒措施直接限制或剥夺失信行为者近亲属权益的，该权益应当是依附于失信行为者的特定身份或待遇，且该身份或待遇因失信行为已经被依法限制或剥夺的。⑥例如，《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2017年10月1日实施)第30条规定：对违反法定义务和约定义务的失信主体，行政机关在法定权限范围内就相关联的事项可以采取以下惩戒措施：(一)在实施行政许可等工作中，列为重点审查对象……(五)在日常监管中，列为重点监管对象。

被诟病的现象包括：公务员为其拆迁户亲属负拆迁到位之连带责任(15)，机动车年检之前必须把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处理完毕，为报考法官、检察官职位的考生设定身高条件(16)，命令交通违法当事人担任交通协勤员并只有在抓到下一个违法者时才能下岗(17)，等等。(2)行为是不履行及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义务。

城市管理领域的严重失信与当事人的职称评定、荣誉称号间显然关系不大(25)，等等。第三，本文着重于对社会信用的考察。

(二)抽象框架路径 相比较个案论证路径，有论者试图给出禁止不当联结原则适用于信用惩戒的分析框架，尽管这种努力并不多见。《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12条就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将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信息与其他有关部门互联共享，建立健全信息查询、应用和反馈机制，推进共享共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相关规定实施联合惩戒。